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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6 我的饭票回香港了——By Ting
前天,杨先生完成了在北京的项目,返回香港了。对他来说,终于摆脱了难缠的客户回到了熟悉的环境,对我来说,一个半月来的“饭票”对我说goodbye了。临走的时候,我向他表达了一下不舍之情,我隐隐感觉到我的胃也有相同的情愫。 这段时间,我们“腐败”于北京的各大美食聚集地,终于明白身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的幸福。他每周抵达北京的第一个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年我们去哪儿吃?”我惊异于他的直截了当的同时,慌乱中打开记满地址的小本本……老天!原来好吃的杨先生还需要这样一个小秘?!于是乎,餐厅这个不俗不雅的词注定成为我们约会史中最具主导地位的一个。我非常担心以后我们的小猪问起爸爸妈妈的罗曼史时,我将如何用尽量浪漫的语言对这种状况进行描绘-_-b 80后的人还是懂得及时行乐的。 最初我们的足迹和味蕾只涉足于簋街、后海这种“外地人”都知道的地方,慢慢的,就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方式钻进了北京的胡同深处,大学校园的校外食堂,或是某个犄角旮旯的什么地方。美食不仅仅在于味道的鲜美,也在于探索与发现的乐趣。 由于杨先生繁忙的工作,我常常要饥肠辘辘地等到大家都该洗洗睡了的时间,揉揉惺忪的眼睛,安抚有气无力的胃,和他一起去吃晚餐。我发现这样对我唯一的好处是,我不需要考察北京的所有餐厅,只需寻找营业时间到半夜的就行了,所幸,诺大的北京还是可以找到的。 北方人因为地理天气的原因,没有太多的夜生活,其实也不完全。每每我们以为又要可怜巴巴地乞求餐厅的大师傅为我们做几个菜时,发现很多繁华地段的餐厅里面照旧人声鼎沸,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胃就会醒来展露出异常兴奋的样子,和弥漫在空气里的各种香味热烈交流…… 回到HK的杨先生,又只能日复一日吃IFC那又贵又难吃的快餐;我也只能在美好的回忆中幻想大学食堂的馒头是皮薄多汁的汤包~~~~~贴几张私家照片,以纪念我和我的饭票的腐败时光。 March 07 看看今年出席两会的明星们(转载)三月四日,全国政协来自香港的委员朱莲芬(左)、汪明荃(中)与王敏贤,在香港委员小组讨论会上交流。朱莲芬为香港东汇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作家协会会长。汪明荃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艺员。王敏贤任香港大学放射同位素研究所所长。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代表(左一)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 彭丽媛~ 汪阿姐的LV~发箍~桃红色的羽绒服,哦买高 小宋~祖英 韩红 杨澜 朱军 冯导 小崔 陈道明 阎维文 唱京剧的杨春霞 李瑞英(右二)、海霞(右一) 老谋那一脸的褶子哟 左起至右分别是:张会军、尹力、冯小刚、张艺谋、陈国星和冯小宁 刘斌 巩汉林 姜昆 李小琳,李鹏的女儿 王小丫是去采访的,不是代表~ 谭晶 February 26 狼还是狮子?这几天台湾蓝绿阵营正打得热火朝天,让我想起以前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故事。 狼还是狮子? 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上帝对羊群说:“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中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 这道题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也在羊群中,你是选狼还是选狮子? 很容易做出选择吧?好吧,记住你的选择,接着往下看。 南边那群羊想,狮子比狼凶猛得多,还是要狼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一只狼。北边那群羊想,狮子虽然比狼凶猛得多,但我们有选择权,还是要狮子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两头狮子。 那只狼进了南边的羊群后,就开始吃羊。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它吃几天了。这样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北边那群羊挑选了一头狮子,另一头则留在上帝那里。这头狮子进入羊群后,也开始吃羊。狮子不但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这样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杀,惊恐万状。羊群赶紧请上帝换一头狮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头狮子一直没有吃东西,正饥饿难耐,它扑进羊群,比前面那头狮子咬得更疯狂。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连草都快吃不成了。 南边的羊群庆幸自己选对了天敌,又嘲笑北边的羊群没有眼光。北边的羊群非常后悔,向上帝大倒苦水,要求更换天敌,改要一只狼。上帝说:“天敌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必须世代相随,你们唯一的权利是在两头狮子中选择。” 北边的羊群只好把两头狮子不断更换。可两头狮子同样凶残,换哪一头都比南边的羊群悲惨得多,它们索性不换了,让一头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另一头狮子则饿得精瘦。眼看那头瘦狮子快要饿死了,羊群才请上帝换一头。 这头瘦狮子经过长时间的饥饿后,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异常,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可是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饱受饥饿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饿死。想通这个道理后,瘦狮子就对羊群特别客气,只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它都不吃了。羊群喜出望外,有几只小羊提议干脆固定要瘦狮子,不要那头肥狮子了。一只老公羊提醒说:“瘦狮子是怕我们送它回上帝那里挨饿,才对我们这么好。万一肥狮子饿死了,我们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瘦狮子很快就会恢复凶残的本性。”羊群觉得老羊说得有理,为了不让另一头狮子饿死,它们赶紧把它换回来。 原先膘肥体壮的那头狮子,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并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道理。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点,它竟百般讨好起羊群来。而那头被送交给上帝的狮子,则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北边的羊群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后,终于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南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那只狼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无法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了,它只喝羊心里的血。它还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只。南边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叹:“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要两头狮子。”
看完结果,再对照你最初的想法,不知道是否有所出入。据说中国人常常会选择狼而西方人更多的会选择狮子,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被“一山不能容二虎的”传统观点所左右。
February 11 新年快乐January 25 当香港遇上北京(三)——By Ting在北京,那种五十岁上下,头发刚白没全白的一群人被年纪轻的人亲热地称为大爷、大妈。他们操着老北京特有韵味的北京话,带着小尾巴,拖着长长的调,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红墙绿瓦间出没,他们高声说话,隔着老远就打招呼,哪怕是见过一两面的人也能说上老半天话。
一般我要问个路什么的,就挑这样的人去问。他们不仅会极认真负责地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还会仔细地把往哪儿拐,那儿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大概走多久都告诉你。如果他不知道,也一定会给你一些建议,仿佛给你指路成了他的义务。初来北京的外地人,遇上这样的指路者往往会对北京人的印象极佳。而其实,也正是这个皇城根底下的人民才会有这样的气度。并没有抬举北京人的意思,也没有贬低其他任何一个城市的意味,只是在北京生活久了,无奈于这个城市的蜗牛交通和嚣张沙尘以外,也享受着北京人的包容和大气。(火车站的售票员除外,各地的都一样,真不知道他们每天吃多少斤火药)
北京的公交车和地铁站一直保留着售票员的“光荣传统”,据说是为了解决一部分下岗女工的再就业。也许正是这些人的工作来之不易,她们才尤其适合她们的岗位。她们总会很亲热地提醒你下一站是哪儿,当有老人和小孩上车时她们会主动帮他们找到座位,她们那很土的老北京腔和很土的打扮不会让人觉得好笑,反而如果哪一天坐上一辆统一票价的投币车,那种安静会让人怀念她们带点母性关爱的声音。我没有去过更北的地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方人特有的感染力,但是我喜欢在北京感受到的这种亲热劲儿。所以尤其喜欢清晨的景山和午后的天坛,那是老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是水泥森林里的人间花园。
我常常觉得,如果说我爱上香港,可以找出很多条理由:购物天堂、安全整洁、气候温暖……但是爱上北京却说不出一个具体的理由,也许自己心里头知道就足够了。 January 10 当香港遇上北京(二)——By Ting(杨先生实在没有时间,我也不好意思在他睡眠不足的状态下再逼迫他写一些他近年来越来越不熟悉的中文字,于是只能厚着脸皮继续发点牢骚了,大家请勿见怪啊!)
在香港寻找道路,建议您在有屋顶的地方呆着,千万不要走到外面去。
原因在于香港的路标真的已经完善到只要不是文盲就一定能找到路的程度了,但是有一个重大的条件就是你得老老实实地听任路标们的指挥。很多在地图上看着相当近的地方,在路面上是不能轻易找到的。因为香港的楼实在太高,路也实在太窄,拿着地图在大街上一抬头,看到的不是越来越明晰的方向而是被楼群挡住的前方,在亚热带常年嚣张的炎炎日光下,迷途的你只能选择在原地打转试图辨清方向,或者厚着脸皮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路人,鸡同鸭讲地用北京普通话换回一连串让你更摸不着头脑的广东普通话。
最后如果想起在香港认路的规则,就乖乖回到有顶棚的人行道(特指香港那种供行人行走的天桥、通道、路边道、地下通道等等,不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人行道)。在众多图标和地图中定位你现在的位置然后心平气和地寻找你要去的地方,用最原始的按图索骥的方法,才是正确之道。
如果在香港选择计程车这种交通工具,是很容易血压上升的(当然,澳洲的计程车的跳价速度更让人心神不宁),但是如果你比我更是一个超级无敌大路痴,我劝你还是选择它吧,宽敞舒适,香港也就那么点巴掌大的地方,贵也贵不离谱。更神奇的是你可以见识到技术高超的出租车司机。香港人的步速是全球文明的,估计出租车司机因为想拉近与大众的距离,于是将四个轮子当成了自己的脚。香港多山披,司机却能在起伏间穿梭自如,实在让人惊异他们的业务能力。试想在北京如果司机以这种速度行驶(不过,话也说回来了,的哥们要是能在如今时速12公里的北京城以这样的平均速度跑起来,估计他们都得一个个感动得先哭起来),那交通事故率可得成倍上窜。这得得益于严谨的道路规划和严守规则的市民。
前面已经说过了,香港的道路虽然复杂,只要你会识别,指示性也非常强。而香港人对交通指示灯的忠诚度,也保证了人与车的“和平共处”。记得小时候去日本,同行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日本人非常遵守交通规则,即使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如果是红灯,他们还是会很守规则的站在路边等待绿灯。小日本能繁荣至今,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对规则的绝对服从。但是在香港,倒也不至于对规则遵守到这种程度。在闹市区,红绿灯交替的那几秒,车子总会很乖地停下来,也有行人会争抢这几秒大步流星地跨向斑马线。资本主义社会里,老板后面的鞭子比这些交通规则更能令人加快脚步。但是总体上来说,无论排队、等地铁还是等候红灯,香港人都表现出极高的素质,他们不喜欢身体接触,你永远不用忍受拥挤时前胸贴后背的痛苦。他们的彬彬有礼让你觉得备受尊重,但是也正是这种高素质让人与人之间永远有距离感。 December 19 当香港遇上北京(一)——By Ting上周(12月12日的时候)去香港探望杨先生,按照他的话来说,我是关羽降曹操——身在曹营心在汉,每次都挑HK的打折季去,无非是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大肆Shopping罢了,我也不反驳,故意逗他说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把他气得吹胡子瞪眼的,大肚子都扁了。
我每次都买那种团队的机票,来回五天,比在航空公司或者自己去旅行社买要便宜好多,加上一个半空的箱子和同学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列出来的一个极长的购物单我就上路了。
国航非常糟糕,总是没有登机通道,而要搭乘那种机场的巴士,穿过跑道、再到达飞机。为了减少行李负担,留给血拼战果以足够的空间,我已经将自己身上穿得减至最少,没想到还要在国航的登机时刻装一把美丽冻人,我只能强忍着冻一边暗暗决定下次坚决不坐国航了。(这种决心常常是没有用的,谁让只有它的价格极具诱惑力呢?)
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三个小时之后,停在了香港国际机场,这个地方我来过三回,熟悉但又陌生。入境的地方人无比多,在北京习惯了堵车的我已经练就了一种让自己调慢速度的本领,开始像犯了痴呆一样眨眼变慢了,抬脚变慢了,转身变慢了……
我常常觉得每次在北京等车坐车都有一种被催眠的感觉,烦躁的脾气早就被无奈的心情压倒了,只能告诉自己慢下来,慢下来,像百岁老人那样观看周遭,车速也就变得正常了。按理说北方人的脾气是很像火一样易怒的(在人多的地方常常有人因为一点擦碰的小事大声对骂,初来时我很惊异北方人性格如此刚烈),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在北京无可救药的交通面前并不发作,可能是因为没有发作的对象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吧。
大家像被防腐剂和各种调料腌制过的沙丁鱼一样在公车罐子或者地铁罐子里面互相挤靠着,遇到上下班高峰,经常有人被压得变形的意味(当然,这可能只是我觉得)。我曾经有过被售票员叔叔推着后背挤上公车的经历,后来一个礼拜都觉得自己的脊椎是不是发生了移位。这样的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我曾经挤过一个月的地铁,而且是早上7点到8点的“魔鬼时段”,言下之意只有魔鬼那样的身形才能在车上立足。这个时间对于每个上班族来说都有着不俗的意义,如果体格不健壮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沦为那个迟到被扣工资的员工。刚开始我屡次都人群挤得弹出了车门外,后来慢慢模仿别人,专门找高大男士的队列排着,在车来的时候挤到他们前面去,那样他们就会在自己上车的时候将你顺势“推”进车厢。在车厢里也不用扶任何东西(也根本找不到),四面都是人,想倒也倒不下去。后来因为天气转暖,实在忍受不了车厢里的“肌肤相亲”,只能选择波谷时间出门了。如今北京交通费在这物价飞涨的时节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政府原本意图控制车流量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出行的人反而成倍成倍上升。有车族、无车族都平等地“享受”着堵车。
在香港,这样的事几乎是看不到的,倒不是因为香港人少的缘故,恰恰相反,香港那么个弹丸之地要放下那么多人,而且还井井有条,实在是个奇迹。从香港的高处俯视整个城市,房屋的密度和高度一样令人吃惊。大多数道路恐怕只有北京的一个人行道那么宽,却弯曲盘旋四通八达,香港的堵车现象比起北京上海来可谓小巫见大巫,但这并不因为它的流量小,而是在于完善的道路规划和高素质的市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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